自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部分学者已对此进行研究。例如，《中国新闻周刊》专题采访了多位研究者，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宋贵伦将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称为“中国社会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人民大学何艳玲认为，应该将中央讲的“社会工作”理解为“关于社会发展的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也是一个关于社会发展有关工作的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蒋敏娟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在中央面对中国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亟须构建一种与新型社会形态相契合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背景下组建的。中共中央党校张克提出，相比于社会建设、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概念，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外延仍不够清晰明确，唯有科学地厘清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党的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重要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明确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机构的职能边界和工作对象。宋贵伦进一步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要站在“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全面统筹、整体协调社会建设工作，不能站位太低，防止与具体部门工作重复（张馨予，2023）。以上都是从其他学科视角对中央社会工作部以及社会工作的理解。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几乎都是从党的角度进行的理解和分析。

同时，社会工作学界王思斌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是统筹和指导社会领域的、以党建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工作；党的社会工作系统的基本职能是统筹和指导，解决基层各领域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不足、人才不够、整合性差、功能散弱等问题，进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王思斌，2023a）。王思斌进一步认为，党的社会工作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而是指党的“社会领域的工作”，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同样需要一大批专业社会工作者，这与中央社会工作部强调的人才队伍建设并不冲突，而是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王思斌，2023b）。

近期，黄晨熹撰文提出，新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意味着党中央不仅要直接领导社会工作，更要直接管理一些重要的社会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中的“社会工作”主要指广义的社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领域开展的工作。黄晨熹进一步认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对社会工作提出了多重要求：一是强化社会工作的党建引领；二是促进社会工作资源的协同整合；三是发挥社会工作的风险预防功能。在此基础上，未来社会工作发展的重点将集中在党建社会工作、公益慈善社会工作和信访社会工作领域（黄晨熹，2023）。

不难看出，两位社会工作学者的观点既强调了党的视阈下社会工作的时代意涵，又强调了专业意义上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是在专业性与政治性之间寻找结合点的积极尝试。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类社会工作并存的局面：一类是延续民政、群团组织和乡镇（街道）服务部门，以及以广大村（居）委会为载体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另一类是从西方引入的专业社会工作。在一定时期内，这两类社会工作因路径依赖不同而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张力：前者遵循行政路径依赖，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后者遵循社会路径依赖，带有明显的专业化特征。为了促成两种社会工作的功能整合，2003年开始探索的“三社联动”以及后续出现的“五社联动”制度实践，都尝试打通上述两类社会工作之间的区隔，以形成整合性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可以说，无论是“三社联动”还是“五社联动”，本质上都尝试重构政社关系和党社关系，促进基层治理多维力量的连接与合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对社会工作的要求就有了更为清晰的方向。

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更加注重微观服务实践，较少关注中观层面的行动和治理，导致在实践中与行政性社会工作主体之间“分而治之”的局面。实际上，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因其“外部性”特征常常出现“悬浮化”现象，难以真正融入社区、有效回应服务对象的深层需求；行政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虽然具有“内部性”，但要么因为上级指令性考核而聚焦某些重点人员，要么因为普遍性的行政要求而分散于对整个社区的关注，同样出现难以深度关注社区问题的情形。因此，在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推动下，两类社会工作应该进一步走向整合，两者优势互补、劣势相抵，形成聚焦基层社会治理需求（包括中央社会工作部有关信访、基层治理、人民调解等领域）基础上的社会工作合作行动。具体的路径需要中央层面进一步深化顶层设计，以及地方社会工作部门进行政策细化与落地实施。

社会工作的核心逻辑是遵循“人在情境中”的内在要求，即将人放置在其复杂的生活情境之中理解其问题处境、需求状况及其根源。长期以来，无论是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还是行政意义上的社会工作，都较多坚持“线性”思维，即了解问题、需求，进而进行介入和行动，常常流于“就事论事”而忽略了服务对象问题、需求产生的根源，从而难以较为深刻有效地改变服务对象的处境，经常出现“一时得以改变，但事后又常常反弹”的现象。因此，无论是哪一类社会工作，包括村（居）委会的社区工作者或者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居民工作时，都要将服务对象置于其复杂的环境系统之中。只有从服务对象历史、生活、情境和外在社会政治结构等多维面向理解服务对象的问题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地开展工作，这就是“社会工作的想象力”艺术。这样的能力要求，同样需要进行专门的人才队伍建设设计。

社会工作要将自身置于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体系之中，这种体系是由党建核心引领运行的。一方面，要借助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的时机，将社会工作纳入党的社会治理、社会建设体系之中；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要主动作为、积极借道党政势能，如借助社会组织党建、社会工作党建行动，发挥社会工作党组织的载体优势和政治优势，主动对接各级党组织或辖区内相关主体党组织，实现区域化党建联建共建效能。只有参与到党建核心引领的治理体系之中并积极发挥作用，社会工作才能获得结构性位置，进而实现合法性承认，真正成为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设计以及各级社会工作部门的建立，应该着力于确立社会工作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同时，社会工作也要借势而为，以专业自觉实现行动效能。

2021年，“五社联动”被提到中央议程，旨在更好地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虽然名为“五社”，但实质上是强调多元主体在党建核心引领下实现协同联动和共建共治。在“五社”之中，社区是最关键的要素，既代表着党组织、社区居委会这个具有核心地位的主体意涵，也代表了“五社联动”最终要聚焦以社区需求、社区发展为中心的目标指向。因此，“五社联动”最重要的前提是需要将作为主体意义的社区纳入这一行动框架之中，作为核心引领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发展目标。同时，社会工作者是“五社”之中能动性最强的主体，这既要求社会工作者能够把握党政主导的治理逻辑，主动融入其中，又要求社会工作者结合专业方法和群众工作方法，整合资源，打通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提供具体服务方案。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三个要素囊括了基层治理中其他所有主体。因此，社会工作者要主动促进“五社联动”机制优化，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促进党政社企民所有主体健康、有机参与的基层治理生态。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将社会工作纳入中央的议程，旨在积极参与和谐社会建设；2023年，党中央将社会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旨在有效参与当前社会治理议题，这是对2006年党的重大决策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本文对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社会工作发展取向的分析，旨在更好地将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与政治期待加以整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工作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社会工作形态，跟西方现代化道路上生长起来的社会工作在历史、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脉络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时，中国社会工作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议题时，又需要进一步参与到对全球性议题的解决之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张馨予：《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背后》，《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8月28日。

[2]王思斌：《在机构改革新格局下发展好民政领域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工作》2023年12月上刊。

[3]王思斌：《“大社会工作”框架下社会工作的多角度理解及其专业性》，《中国社会工作》2023年7月上刊。